则乃智愚相欺，六亲相疑，朴散真离，事有其奸。

就存在之气而言，因合一方有气之聚，无合一则乾坤阴阳散裂而气不成气、不成万物。又云：‘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

如此看来，妙用是其所以然者，也并非即理而言。三、邵雍先天学视域中的神 邵雍的先天学可分为三大部分：本体论、象数学、人生哲学。仅靠穷理顺理尚不足以迈入圣人神境，还需要大而化之。《周易本义》阴阳不测之谓神注：张子曰：‘两在故不测。如《朱子语类》记录了朱子对于程颐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中二神字的分疏： 以功用谓之鬼神，此以气之屈伸往来言也。

主施者断，主受者听，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神明之盛也，其于事靡不得理，斯仁义礼智全矣。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

其二，相对于福，德始终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须知，今本《文子》向称驳书(柳宗元语)，成书年代迄无定说，以之校《荀子》，实险事也。在残缺中坚守道德无疑是高尚的，但这不意味着吾人要转而浪漫化残缺本身。

一方面，儒者以道自任，以德抗位，批判人主及其所代表的现实政治乃是儒家分内之事，不如此，则道不尊。以我为不肖，则可处之以贫贱。

儒家劝善，也并不以对世俗幸福的承诺作为理论有效性的保证：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仅就后者而言，正是以道德为价值基础的规范和秩序引导人类走出了丛林法则，合理地配置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保障和增进共同体中每一位个体的福祉：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退一步说，即便《文子》的讲法在先，也并不意味着《荀子》如此这般。无论如何，儒家有必要走出对《猗兰操》情结的迷恋，而寻求一种更为健全的发展。

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譬如，自古及今，任何人的血统出身都由不得自己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此亦属于命。由此，义命观的讨论也就延伸到了以制度正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批判理论，此之谓儒家义命观的第二重批判性。

知天命故，对自我在天人关系中的角色和责任才可能发生深刻的自觉和体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如果纯粹就技术的层面讨论精神自足，较之儒家，佛老有过之而无不及，君不见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王船山语)，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之下，佛老非无精神自足，然此等精神自足乃是以弃绝社会责任为前提和代价的，而这恰恰为儒家所不取。儒家当然珍惜自然生命，只是在难以兼顾的极端情形之下以道德作为优先的选择：避患而不避义死。

荀文无过之说正本乎此，只是通过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自成一体而已。基于这样一种生命观，荀子能够平衡地反思自我以及自我所处的社会。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在这里，夫子之乐乃是那种只有拥有德性的人才会经验到的受用性，或者说精神自足。这并不是说儒家要放弃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只是儒家进入政治的取径和思路尚可再斟酌。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

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质言之，儒家的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体，儒家的精神自足也不是要做山林间的自了汉。

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在这个意义上，那种企图通过将儒家生命观狭隘化而为残缺辩护的做派，事实上反而是对儒家精神的解构。

不消讲，任何现实社会与价值理想之间总是存在张力的，而价值优先的性格决定了儒家在根本意义上乃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亦即基于理想批判现实。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皆是教人勤勉自立、恭敬修德，而非委身天命，祈神邀福。不过，当下的政治实践又非完全脱离价值取向的便宜从事，而特定的价值取向则源自超越于现实社会之上的理念层的文明传统。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这也提供了一个视角，让吾人得以更好地理解早期儒家政治思想从孟子仁政到荀子礼治的话语转向。

故凡违乎理义者，皆乱也。若以尼采所谓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论之儒门，则君子之德非不及之之谓也，过之之谓也。

信如是，则吾人对于儒家的现代角色应有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以免两误。事实上，在前现代的社会结构中，也很难要求儒家更多。

前者是以自我为对象的道德批判，要求挺立道德主体性，坚持道德在价值上的优先性，而将一己之利害祸福付之于命，不因外在的穷达遭际而失去内在的精神自足，此之谓儒家义命观的第一重批判性。照儒家的德治理念，在上位者负有建构良序社会的政治责任(义)，使其中的每一个体都自得其所，安居乐业，此之谓以义为利。

约言之，荀子不仅关注道德之于存在的形上意蕴，而且重视道德之于社会的现实功能。儒家寻求的是整体意义上的生命完满(human flourishing)，而不是将德福一致置于彼岸。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究竟言之，儒者修身原本就不是以世俗生活的通达为目标的，在终极的意义上乃是为了自我的人格完善和精神自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

至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云者，又当别论。而所谓义务论，一言以蔽之，为道德而道德者也，照康德的经典表述： 善的意志并不因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它适宜于达到任何一个预定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意欲而善，也就是说，它就自身而言是善的。

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这也就在根本上解释了儒者的超脱与达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过。在这里，美人香草般的缠绵悱恻、凄怆幽怨一时黯然，魅力不再。